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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东尼奥尼与影片《中国》的风波

导读:1972年5月,应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邀请,意大利著名制片人、导演安东尼奥尼率电视摄影团队访华,拍摄了大量素材。他们回去后制作了电视片《中国》,在意大利和其他一些...

1972年5月,应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邀请,意大利著名制片人、导演安东尼奥尼率电视摄影团队访华,拍摄了大量素材。他们回去后制作了电视片《中国》,在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、地区放映,由此引发了一起涉外事件。

“四人帮”对影片《中国》发难

影片《中国》在国外上映后,引起较大反响,褒贬不一。在影片放映过程中,国外有人向国内反映,《中国》歪曲了中国人民的形象,这引起了国内的注意。那时的中国又正处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狂热时期,与世界接触极少,封闭自傲,怎能接受得了《中国》所反映的现实?怎能容得下半点儿对中国的“不尊、不敬”?

正巧,1973年底开始了“批林批孔”运动,对于“批孔”的用意,许多人心知肚明。正在这时,12月17日,广播局国际联络部有人投其所好,给姚文元写了揭发信,揭发影片《中国》在接待和拍摄过程中“丧失原则”的种种“严重问题”。这正中“四人帮”的下怀,给他们送去一发难得的重磅“炸弹”,“四人帮”借题发挥,对《中国》的上纲批判迅速升级。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等人看了影片《中国》和揭发信后,大发雷霆,认为影片“有意歪曲、丑化中国,反对中国共产党,任何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人看了都会感到极大的愤慨”。他们组织中央政治局的人看,江青、姚文元还在那封告状信上密密麻麻地画了道道,作了批示,印发内部传阅,扬言要进行彻底追查。

1974年1月8日,江青说:“他们拍了一部很坏的片子,奇怪的是这样的人是我们请来的。”1月9日,江青又对国务院文化组讲:“意大利的那部坏片子,我看了很生气,奇怪的是那样的坏人是我们自己请来的!你们不但要看,还要组织批判,提出处理意见。”江青等人此言一出,立即组织中央和各地内部放映《中国》,组织批判。

“四人帮”追查影片《中国》的“后台”

“四人帮”首先为影片《中国》事件定性,接着是深入追查。江青、姚文元多次强调,这个片子“没有陪同人员和后台是拍不出来的”,称赞写揭发信的人是“反潮流的英雄”。很显然,他们的真实目的是在追查后台和当事人。这件事的责任者首先落在中央广播局身上。安东尼奥尼来华拍片是经外交部批准的,但是以中央广播局的名义请来并接待的,当然也涉及到外交部新闻司、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,甚至连文化部门和各地的接待部门都没脱得了干系。在进行了一段轰轰烈烈的追查批判以后,“四人帮”仍然觉得没有“完全搞清楚”,没有如愿以偿,又提出进行深入清查,并把重点放在了中央广播局。采取的具体措施是:从1974年2月6日至10月,在京西宾馆举办“广播局核心小组批林批孔扩大会议”学习班,以“彻底解决广播局的问题”。

其实,“四人帮”这么无知又蛮横地到外交领域发难,又如此大张旗鼓地故意把事情弄大,真正用意绝不在几个接待人员身上,其深层目的是以影片《中国》为突破口,将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。这绝不是臆想和推断,从以上“四人帮”的言语中,可以再明显不过地看出他们的用意。具体而言:

第一,他们把这件事放在“批林批孔”的大背景下,毫不讳言地强调追查并与“批林批孔”相结合,办学习班与“批林批孔”相联系。

第二,谁都知道周总理一直负责我国的外事工作,他们一再把事件定性为外交上的“卖国行为”、“投降主义”,一再暗示要深挖事件的“后台”,再联系在这前后被他们闹得沸沸扬扬的“风庆轮事件”、“蜗牛事件”等一系列涉外事件,他们绝不是毫无目的地就事论事,而是在竭力挤压我国的外交工作,损害我国的外交形象,其用意在周总理身上。

第三,具体所指,当时的涉外活动是由周总理审批的,他们总认为这次事件周总理脱不了干系。

第四,他们当然会知道周总理和外交部一直主张的对外接待方针。1972年4月,经外交部和周总理批准,同意邀请南斯拉夫电视摄影组来华拍片一个月。这次拍片也是由中央广播局接待,由我负责陪同。周总理批准、由外交部起草的接待方针中明确规定:“既然让(他们)去的地方就要让拍,他们怕陪同的人制造困难,他们会看陪同人员的脸色行事;他们要正面报道中国,但总是外国记者,他们要吸引观众,要猎奇,但并不是出于恶意;与他们谈什么,拍什么,我们都要事先有准备,很好地安排,所拍胶片可以带回去冲洗。”外交部有关部门在向我们布置任务时,还对此作了具体说明。他们说,对南摄影队要给予友好接待,对其拍片要求,根据以我为主的原则和实际可能尽可能安排;他们要写报道,要多拍素材,是正常的;他们想了解中国,但了解很少,存有许多糊涂认识,这也是正常的,我们要耐心地做工作,通过他们的电视镜头帮助我们进行宣传。须知,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能有这样的认识,是非常难能可贵的,就是今天也未必能完全做到。应该说,这次对安东尼奥尼的接待也正是体现了这一精神。显然,“四人帮”有意把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归结到这一指导思想上,即没有贯彻他们所主张的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,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原则,维护国家主权,重视国际阶级斗争,提高警惕”的接待方针。

“四人帮”的小题大做,连同在这前后发生的“风庆轮事件”、“蜗牛事件”等,对内又一次殃及新闻报道和文艺活动,对外引起国际社会的疑虑,误认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。但有趣的是,“四人帮”的小题大做,变成了对影片《中国》的义务推销,世界许多国家争相放映。

(吴足观摘自《百年潮》,杨正泉/文)